《琅琊榜》与中国古代司法 -九游官方正版


 

《琅琊榜》与中国古代司法

  发布时间:2018-06-27 09:21:06


  两部《琅琊榜》电视剧,实现了国产剧少有的口碑收视双红。原著剧情的环环入扣、镜头服化道的考究、演员情绪的精准拿捏,都是《琅琊榜》为人称道的重要因素。相较于当前大多数中国古代剧目的儿女情长,《琅琊榜》中最引人入胜的,无疑是家仇国恨、世道人心、权谋算计。以一言定是非曲直的皇权天下失道寡助致冤狱难平,意在分权制衡的内阁六部勤勉躬亲却又犹豫无为,编排天下英雄的“琅琊榜”及其发布者琅琊阁贯穿全剧而始终冷观天下事,尽管是一部架空历史的虚幻演义,它却在有意无意中既展现了中国古代司法的特质,又暗合了当代科学主义数据和算法的精妙。

  司法纠错

  当林殊化身“江左梅郎”走上复仇之路时,为赤焰忠魂平反冤狱就是其终极目标。其后,所有的阴谋、蛊惑、运筹、对抗,无论过程和手段多令人不齿或心寒,无不因报仇和申冤的初衷,获得了观众的谅解甚至快意。可这个过程,也让人不由感慨:古代要启动一个案件的再审如此艰难吗?纵观中华法制文明史,其结论可能恰恰相反:以申冤复审为表现形式的官方定案纠错制度,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始于秦代的“乞鞫”,唐代确立的“取囚服辩”,宋代的“翻异别勘”,自西周以降历朝沿袭的“登闻鼓”,彰显皇权宽仁和英明的讯察狱囚、平反冤狱、纠正错案、施行宽赦或督办久系未决案件的录囚制度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古代司法案件“再审”制度背后的价值理念:职权主义的发起程序和皇权干预的无限再审。尽管这种在民间被演化为清官申冤愿景的司法纠错模式,与当代西方大陆法系的再审之诉存在诸多差异——特别是对有限司法资源的过度占用,势必影响初审及上诉审案件的效率和质量,甚至可能损害司法公信和权威——但其中所蕴含的“有错必纠”的法律思想,却始终对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架构和民众诉求预期影响至深。司法实务中客观呈现出的“终审不终”状态,与其说是诉讼法制度设置的留白和宽容,毋宁视之为借鉴西方法制成果与承续传统法律文化的一种妥协和折中。至于《琅琊榜》中赤焰谋反大案平反的艰难,更多要归因于帝王个人意志和维护皇权稳定,因此,当梁帝的权力被架空、相关人证物证呈之于朝堂之后,冤案的平反也就水到渠成,从发起方式到程序定案,都未发生任何制度上的障碍。

  分权制衡

  虽然定位为架空历史题材,但《琅琊榜》中天下诸国分立、战乱频仍的故事背景,以及王朝称谓、服饰器具等,明显有取材于南北朝时期的特征,而其皇权之下的文臣武将权力架构,又显然借鉴了明代的中枢设置:文官内阁为帝王驾驭下的中央行政机关,其下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分设六部,六部尚书分别执掌官吏任免、钱粮田户、礼仪外交、军事兵器、律法刑狱、工程建造诸事。明代是中国古代帝王集权和文官治国制度的集大成者,内阁和六部的分权,宦官群体和文官集团的对抗,本质上都是试图在帝王一人之下,通过权力的各自独立达到相互牵制、冲抵、平衡,保障皇权永固。反观当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大多按照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学说实施政权架构,希冀在政府、议会、法院的相互制衡之下维护稳定、保障权利、实现发展,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制度差异疏甚。

  对于此,致力于推翻清王朝救亡图存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科举取士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御史的监察权和弹劾权对国家统治的纠错非常重要,因而提出建立含括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在内的宪制。既往的历史一再告诫人们,一个国家,无论何种政权组织形式,要实现稳定和发展,都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权力运行作出必要的制约和监督。

  行为预测

  既然以《琅琊榜》为剧名,琅琊榜及其制作者琅琊阁在整个剧中的重要作用就可见一斑。琅琊阁掌握天下各类讯息,有偿回答向其提出的各类问题,以从不出错闻名天下;琅琊阁通过收集、整理、分析、判断相关资料,每年公布天下十大高手、十大帮派、十大富豪、十大美人和十大公子排名,既是彰显其自身信息精准的宣传手段,更是为江湖提供了可供扬名和争雄的途径。若不论赚钱的宗旨,细究琅琊阁的行事方式,不难看出与当前广受关注的大数据技术颇有相似之处:对所搜集的海量的各类信息进行专业化的分析处理,用以反映本质、探寻规律、预测趋势,通过技术“加工”实现数据“增值”。大数据技术以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为前提,以客观、理性、科学的算法模型为核心,以提供面向未来的结论或产品为目标。随着云时代的来临,大数据技术在各个领域实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在以往难以量化、数据化分析的社会科学领域,大数据技术似乎已经逐渐突破数字算法与主观行为之间的壁垒,可以提前预警、未雨绸缪。例如,运用司法大数据预测犯罪的发生、区域经济发展趋向、行政机关执法重点等。

  可如同琅琊榜有其顾虑和局限,大数据技术也有自身的短板和缺陷,过度迷信或者盲目使用,将可能产生新的问题。例如,琅琊榜排名天下高手,不涉及朝廷的体制中人,因此其榜单数据只能说是片面、局部的。再如,纸面数据显示的水平,在实践中的发挥和呈现,往往也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产生偏差。在《琅琊榜》中,十大高手榜排名第四位的卓鼎风与第五位的岳秀泽比武,卓鼎风明明可以赢却故意输在了岳秀泽剑下,侧面印证了人的资质、技能、工具等虽然可以明确和量化,但在某一时刻的具体表现,却会很大程度上受到主观心理驱动的左右。或许有一天,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或者更为先进的技术工具,能够将一个人所有的行为都精准预测出来,世间的谎言、背叛、罪恶等都难有容身之地,警察、监狱等也都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可若如此,个人的自主性和行为自由也将丧失,人类就如同设定好行为模式的固定程序,只要输入初始数据就能计算出唯一结果,这样的人生难免乏味和单调,成长、奋斗、希望、梦想等词语也会逐渐消失。

  身为法律人,司法大数据确实能为当前的法治进程提供助力,可我们也应当适时跳出法条和算法的桎梏,关注每个生动的个案中人的表现,将法律的正义真正践行到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审判执行中去。

责任编辑:马广萍    

文章出处: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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